第一篇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发布时间: 2016-05-06   浏览次数: 237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巨变,孙中山因 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中华民族在20世纪的第一位伟大人物。但是,辛亥革命因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失败,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辛亥革命后 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军阀的割据和相互之间的连年混战,国家处于长期的动乱和分裂之中,中国迫切地需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辛亥 革命后中国近代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无产阶级的队伍迅速成长和壮大,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达到200万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阶 级条件。辛亥革命后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日益加剧。这种现状迫使中国的 先进分子寻找新的出路,新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而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这场革命风暴到来的预兆和前奏。虽然初期新文化运动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思想文化 运动,但是它以民主与科学为基本口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为新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革命最深刻的影响,就是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 义。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歌颂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 化。”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会议竟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 北洋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以“六三”大逮捕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运动的中心在北京,主力是学生,主要斗争形式是学生罢课;第 二阶段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主力由学生变为工人,斗争形式由学生罢课发展为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 登上政治舞台。迫于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免除曹、章、陆的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开端,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 革命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强大的力量,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五四运 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历史上将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两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创 立的准备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五四运动后,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步认识到,要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必须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无产阶级政党。1921年7月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推举的12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成立中国共产 党。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 除资本私有制”;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局, 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 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集中力量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同时,也在努力地探索 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以指导当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1922年7月16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 12名,代表全国党员195人(其中工人党员21人)。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 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 国。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它为中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党的创建任务的完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旨在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似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中国的“大革命”或“国民革 命”。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 国国民党。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 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并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24年1月,中国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主持了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的。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 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次大会完成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广州沙面数千工 人的罢工,成为全国工人运动重新走向高潮的起点。在农民运动方面,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在共产党的建 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共产党人周恩来任该校的政治部主任。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 命的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由南向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而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的来临,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五卅运动波及南方,形成有 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一次南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 地。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和5月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成为国民党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而这时蒋介石的立场已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表明革命形势虽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危机。

北伐战争与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条件下进行的一场革命战争,它打击的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军阀,他们10多年来一直控 制着受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北京政府。全国人民对他们的统治早已深恶痛绝,渴望结束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的局面,迫切要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北 洋军阀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 四军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遣队,他们英勇善战,获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在我党的领导下,广大工农群众对北伐战争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使国民革命军迅 速地向前推进。1927年初,北伐军先后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队的主力,占领了半个中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正当北伐军向前发展的紧要关 头,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先后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同时,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 响,党没有能够采取应付突发事变的正确措施。结果,蒋介石反动集团窃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新的军阀统治,持续3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虽然 失败了,但它仍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党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 复,党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积累了正反两反面的经验。所有这些,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第2节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进入最艰苦的斗争年代,这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亦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背 弃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疯狂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夏明翰等一批党的活动家相继牺牲在 敌人的屠刀下。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党员数量从近6万人急剧减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反革命力量大大 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在形势异常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组织自己掌握和影响下的部分国民 革命军(北伐军)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南昌起义爆发。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开端。南昌起义爆发不久,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 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 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八七会议”后,许多地方党组织为之振奋,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其中,较为突出的是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审时度势,改变原定部署,毅然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率领部队转入农村,在井冈山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 的斗争。1928年2月,根据地初步形成。同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 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 星之火,开创了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形势下,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作出了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六大后,农 村革命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和革命根据 地的发展,是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密切结合的。红军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并以土地革命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支持革命战争的进 行。经过几年土地革命的实践,到1931年,逐渐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 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到1930年的上半年,党在领导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经过经验的积累,逐步解决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即农村包围城市,武 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革命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 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1928年至1930年年间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 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重要著作,回答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中国革 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





党的“左”倾错误及其危害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八七会议”后,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错误指导,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不断发展,到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 治局扩大会议,“左”倾盲动主义第一次在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 这条错误路线到1928年4月基本结束,这是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奋斗中遭受的第一次挫折。1929年下半年,随着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恢复和发展以 及农村根据地的扩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 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错误第二次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在国统区党的组织几 乎全部瓦解,农村根据地有的缩小,有的丢失,红军也遭到很大损失。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六届三中全会被纠正不久,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又形成了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这一统治长达四年之久,曾经使中国革命濒临绝境。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政治上,否认“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以及国民党内部发生的分化和破 裂,没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主张打倒一切,否认联合。2、经济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土地政策,这种超越革命阶段的土地 政策,给根据地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3、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4、军事上,放弃过去反“围剿” 战争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实行错误的战争指导,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5、革命道路上,错误地坚持城市中心论,否认以 “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在此前后,除陕甘、川陕两根据地外,其他根据地 几乎全部丧失。





遵义会议与长征的伟大胜利
        红军开始长征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按原定计划中央红军转移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进军 途中,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遭到惨重损失,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 调兵遣将,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 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 的统治,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后,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 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后,党领导各路红军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敌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企图,战胜 了自然条件的险恶,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1935年10月,中央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同陕北的红军第十五军团会师。1936年10月,红四、 红二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今属宁夏)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 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进入了抗日的前沿阵地,奠定了抗日战争和全 国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1935年,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英勇抗击国民党的围剿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我国华北的侵略。整个华北危在旦夕,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为了制定 党在新形势下的政治策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于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 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 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 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与此同时,党加强了对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经过努力,实现了与张、杨之间的合作。华北事变 (1935年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占中国而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的一系列事件)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虽然也发生了 变化,但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 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张、杨扣押了蒋介石,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 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项承 诺。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 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转换时局的关键,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延安成 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 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 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共产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 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


第3节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的爆发与党的全面抗战路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抗日战争的爆发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中央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日,派周 恩来等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并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的推动下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讲 话,表示抗战的决心。8月22日,国民党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 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国共两党 存在严重的分歧。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即坚持一党专政,只实行单纯由政府和军队的抗战,反对抗日战争成为人民大众的抗战。为了正确地领导抗战、赢得胜 利,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 了一条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相反的全面抗战路线,即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全面的民族革命战争。为了动员和组织人民进行全面抗战,必须明确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 针,1938年5月,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论述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 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 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也因而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敌后抗战的发展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在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指导下,抗日战场出现了两种不同局面,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从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仅一年零三个月的时 间,日军就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侵吞了大半个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浩劫和灾难。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的情况相反,党贯彻执行全 面抗战路线,领导人民军队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辟敌后战场,削弱、遏制了日军进攻,也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对加速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产生 了重大作用。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军的主要战场。在华北,八路军广泛深入地发展群众性游击战 争,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随着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迅速发展,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对驻华北日军发动了一 次规模浩大的进攻战役,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共 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在华中,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形成了广大的华中敌后战场。在华南,广州失陷后,中共广东党组织领导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 了东江、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也坚持了抗日游击战争。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到1940年底,党领导 的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抗日根据地发展到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加上陕甘宁边区共有17块根据 地,近1亿人口。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大量牵制、消灭日军,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与此同时,党在国统区的工作也取 得进展,其中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统一战线、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也发生了变化,政策的重点由对外抗日逐步转向对内反共,不断制造反共活动。1939年 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给予坚决回击。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面对国民党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 潮,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斗争和自卫立场,得到了全国人民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责难声 中,不得不与共产党寻求妥协。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再一次被击退。国民党在对共产党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也展开了攻势,散布 “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反共论调。为了从理论上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回击国民党顽固派,引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毛泽东于1939年底到1940年初 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总结了中国革命经验, 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毛泽东 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提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方面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 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延安整风与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为了解决解放区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加强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 动上的一致,从而加强全党的团结,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 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反对主观主义是中心内容。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风运动 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通过整风运动,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使全党在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了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加强党的建设创造了新经验。
       在全党整风的同时,为了克服由于日伪军进攻和国民党封锁所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是1941年首先从陕甘宁边 区开始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使昔日荒芜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都带头参加了生产劳动,在二 三年的时间里,边区各业获得迅速发展。另外,各根据地贯彻执行“劳动和武力结合”、“战斗生产结合”的方针,一面坚持对敌斗争,一面进行生产。大生产运 动,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经济工作经验;为战胜物质困难、坚持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形成了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中心内容的延安精神。


党的七大与抗日战争的胜利

        在整风的基础上,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在中国实现光明的前途,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 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讲话。七 大的主要历史功绩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七大总结了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4年来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抗日战争以来的经验,制定了党 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七大总结了 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确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三,七大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七大在革命 面临新的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对全党给予及时正确的指导,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七大以后,全党紧密团结在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贯彻七大路线,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其实,早在1944年中共中央就部署敌后军民展开了局部反攻。1945年初,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连续对日军发起了 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到1945年春,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八 路军新四军逐渐取得了作战中的主动地位,同时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也支援了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为对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 胜利准备了重要条件。在世界反法西斯军事力量的打击下,在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下,日本法西斯势力迅速崩溃。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苏、美、英、中四 国,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在华日军128万人向中国投降。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 后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创举。抗日战争是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抗 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场,中国人民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做出了最大贡献。抗日战争考验和锻炼 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共产党的威望空前提高,也使人民革命力量空前强大。


第4节 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上,帝国主义力量大大削弱,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力量有很大的发展并日趋强大,这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创 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国内,经过八年抗战,中日民族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是要把中国建设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内战,争取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主张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民族经济,这是经历了八年残酷 战争的中国人民的普遍愿望;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坚持独裁和内战的方针,企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用内战的方式来剥夺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上述 形势表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严重斗争,一场关系中国走向光明还是黑暗的大决战不可避免。从抗战胜利到全国内战爆发的整整一年里,中国共产党 为争取国内的和平和民主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1945年8月,中共中央在对时局的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1945年8月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飞抵重庆,进行了著名的重庆谈判。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 谈判中,尽管共产党作出重大让步,但在取消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这两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重庆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内战方针,是人民 力量的一个胜利。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国民党政府代表正式签订停止国内冲突的协定。同日,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1月10日至31日政治协商会议 在重庆召开,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通过了包括和平建国纲领在内的五项协议。这些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冲破国民党独裁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 建国,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然而,政协会议刚闭幕,国民党反动派就对政协协议和停战协定进行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力争和平、民主的同时,也强调指出,必须提 高警惕,集中做好练兵、减租和生产三项中心工作,作好反内战的准备。




内战爆发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

    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在一年的 作战中,人民解放军共歼敌112万人,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 已下降到373万人,其中正规军下降到150万人,且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虽然数量不及 国民党军队,但是士气高昂,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蒋介石为摆脱困境,凭借军队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企图将战火继续烧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 人力物力。依据整个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作出重大的战略决策: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进攻。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标 志是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在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以进一步调动广大 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 地法大纲》。这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公开举起了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革命旗帜,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 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大批青壮年加入人民军队或担负战争勤务,从而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 胜利进行。1948年9月起,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前后历时142天,歼敌 154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蒋介石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 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 明,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惩办战争罪犯、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作为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 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4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代 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4月15日,中共代表团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并限国民党政府在20 日前就协定表明态度。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 邓小平为统一指挥,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 反动统治的覆灭。随后,解放军各路大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地区胜利大进军,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终于被人民赶出中国大 陆。
    在渡江战役之前,1949年3月,为解决党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会议提出了促进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和组 织这个胜利的方针,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 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全会特别提醒全党,在革命胜利后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 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会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 开始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会议 决定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新中国首都并改名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五星红旗为国旗。1949年10月1日, 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 胜利。从此,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始了新的历史纪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的世界大战后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一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第5节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新政权的巩固与国民经济的恢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担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的重任。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各项基本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巩固新生的人民 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1951年10月,和平解放西藏,实现了大陆的统一;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 企业;完成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1950年6月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指 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并强调指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 革,在这个复杂的斗争中,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全会明确反对企图及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 期党的重要会议,为全面实施《共同纲领》规定了明确的战略策略方针和行动纲领。正当中国人民全面落实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斗 争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在这个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志愿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重任。 1953年7月27日,美军在遭到空前的失败后,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野心,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使 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欺侮和侵犯中国,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同时,1950年冬到1953年春,党领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 务。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由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实施,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在 全国范围的基本完成,摧毁了封建制度的基础
——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除此之 外,1951年12月中央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 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于是,在私营工 商业者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 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 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新中国成立三年以来,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坚持贯彻实施《共同纲领》提出的各项任务,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使国民 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的国营企业和新建 国营企业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实际上成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得 到了很大加强;党认为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已经成为必要并有现实可能,于是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3年6月,中共中央 政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 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 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从1953年起,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 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 施,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进。到1956年底,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了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 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居绝对优势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 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民中也逐渐树立起来。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然,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 渡到社会主义,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毋庸置疑的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 国,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第6节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中共八大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始了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956年4月,在综合集体智慧,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 《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正式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并对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了初步有益探索。1956年9月,中共 八大在北京召开。大会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 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 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由此,大会提出,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 工业国。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了初步成果。八大一次会议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1957年的国民经 济得到了健康发展,1957年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地方下放原由中央掌握的一些权力 的规定,开始尝试突破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传统经济模式。

探索的失误与纠正“左”倾错误的中断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急躁冒进倾向,加上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国内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不少紧张情况,一些社会矛盾突 出起来。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毛泽东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为全党整风作了积极准备。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 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 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 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 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 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会后,便兴起了以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等错误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在“大跃进”运动的同时,还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生产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在人民公社化过 程中,又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1958年10月,毛泽东在视察河北、天津、河南等地的过程中逐步察觉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一些问题,开 始了初步纠“左”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纠“左”是在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所谓巨大成绩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纠“左”工作就很难深入下去。 1959年的庐山会议,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工作中断,致使“左”倾错误开始向政治领域延伸,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建 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随即中央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制定并试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从而使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 到了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党的“左”倾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使一些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 左的偏差。另外,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导致的以中苏两党的公开论战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潮的急剧膨胀。

十年建设成就与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期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成 就。工业方面,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电子工业、石油化工、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设起来,初 步改善了工业布局,形成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有较大发展。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规模展开,并逐 步收到成效。十年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最为显著。1964年10 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 素。这些成就集中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十年里,各行各业培养了大批人才,涌现了一批先进人物如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等。
   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 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 探索和1960年冬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 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刮“共产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左”倾 错误。这两种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最后“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但 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无论在规模上、程度和性质上都不能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量齐观。十年建设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 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都会成为宝贵的财富。


第7节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也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来,党内“左”倾思潮不断发展、逐步积累导致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产 物。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剧烈的动荡变化。这种动荡变化,首先表现在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其次是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不断升级,中美关系处于 尖锐对抗状态。国外这种对我国两面夹击的态势,加重了党和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严重性和危险性的估量。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 青、张春桥等策划,姚文元执笔并署名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在文化艺术领域引发了一场是非混淆的政治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发 动的直接导火线。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同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两次会 议制定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使“左”倾方针占据主导地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 全面发动。此后,国内出现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大动乱。

林彪集团的覆没与纠“左”工作的努力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 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 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 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 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林彪 叛逃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进行了纠“左”的努力,使各 项工作有了转机。在政治上,开展批林整风运动,解放了大批老干部,恢复了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职务。在经济上,采取正确的措施,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外交上,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建交等。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工作都有明显起色。可是,在毛泽东看来, 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这样,周恩来领导的纠“左”努力被迫中断。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急待解决。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举行。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在使一些老干部重 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时,也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使在上海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上党中央副主席。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 步加强。1974年初,经毛泽东批准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江青等人乘机影射攻击周恩来等老同志,并为自己篡党夺权大造舆论。毛泽东察觉后进行了 严厉批评,警告江青等不要搞“四人帮”。1975年1月,四届人大确定了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挫败了江青等人“组阁”的阴谋。1975 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从整顿铁路开始,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全国形势明显好转。整顿工作实质上是 一次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实践,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许的。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全国再度陷入混乱。文化大革命” 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这种不满的迅速喷发,是由 “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四人帮”却无理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4月,全国范围掀起了以“天安门 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活动。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 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 错误实践。它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 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第8节  历史的伟大转折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间,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结束,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尤其是1977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 报》同时发表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成为全党纠正过去的 “左”倾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障碍。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 制“两个凡是”的推行。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被撤销的全部职务。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 教育和科学工作。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大会虽然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 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会后,中央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仍犯有急于求成和其他一些“左”倾错误。全党上下对继续“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不满和 抗争,集中地表现在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 评论员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揭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这场大讨论,是建国以来思想理论战线上一场规模甚大、影响深远的斗 争,也是我党自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开始把人们从多年盛行的教条主义和 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逐渐端正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 想理论条件。

建国后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会议结束了党的工作徘徊 不前的局面,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 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号召下,党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工作。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为了解决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于1979年4 月召开,会议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经过调整,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得到了理顺,经济建设指导思想 上“左”的错误得到了纠正。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提出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走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这是经济领域 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在调整经济的同时,农村和企业的改革也迈出了步伐。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 第一步。在农村经济改革的同时,城市的改革也开始了积极的探索。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到 1982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此外,党还实施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改革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 出九条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形成了以邓 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




第9节 改革开放从起步到全面展开                                                                                       十二大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在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 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 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大会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 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二大以后,经济 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终于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党中 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 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 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 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决 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随着城乡经济体 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全面改革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 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后称“八六三计划”)。邓小平等领导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 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推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党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明确。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系 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加快和深化改 革。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 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 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 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大会确 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 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


进一步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

     十三大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 时期。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但在加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 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等一些问题。为扭转经济形势,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扭转 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取得初步效果,一度过旺的社会需求开始得到控制,过高的工 业生产速度有所回落。正当治理整顿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以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却受到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严重干扰。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中央明确宣告,党的 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绝不会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从而使党在惊涛骇浪中坚持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保证了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国家的稳定,使社会主义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继续前进。这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明证。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党中央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与此 同时,在改革开放方面也作出不少新的重大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浦东的开发。1990年4月,上海浦东开始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 策。浦东的开发开放迅速启动,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上海人民的努力下,浦东地区奇迹般地崛起百座高楼大厦和其他现代化设施,成为国际化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 一。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五年内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一个上海,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经过全国人民三年 的努力,到1991年底,经济秩序有所好转,治理整顿工作以取得显著成效而基本结束。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胜利完 成。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过渡。这意味着,十三大确定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1990年12 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并提出了“八五”计划的建议。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受住严峻考验后,更加扎实地向前迈进。


第10节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                                                                                      邓小平南方谈话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党和国家的发展处于又一个紧要关头。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长期以来的东西方两极 冷战结束了。世界的这种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出现多极化趋势,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原社会主义国家的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 家抓住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时机呈现强劲发展势头,中国尽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制裁”,但面临的严峻挑战仍然存在。另一方面,这种复杂的形势使相当一部分 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发生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这样,能不能 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和困难面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党必须解决的重 大问题。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 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 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 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 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抓住时机, 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才能快一点;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在整个改 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反对腐败,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 党内部要搞好;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 经受锻炼,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 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这些谈话科学地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 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党中央政治 局认为,这篇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发展,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党中央 迅速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传达到全党,国务院也相继作出一系列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全党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进一步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 十四大作了充分准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深化改革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作出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写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 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大会一致认为,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 利,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是加快发展、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好时机,要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同时提出,九十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应该从原定 平均每年增长6%,调整为8—9%;到二十世纪末,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 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与跨世纪发展战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但努力促进改革和发展,而且考虑着怎样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世纪之交召开的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作出全面部署,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 推向新的世纪。大会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个科学称谓,把这一理论作为指引党继续前进的旗帜。江泽民指出,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 象。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邓小平同志逝世后,全党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江泽民强 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这两 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大会在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基 本目标、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 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大会规定了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部署,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 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为此,一定要牢 牢抓住历史机遇,开拓前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 面取得重大进展。实现这些任务和目标,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 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好。大会还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 题提出了新的论断。党的十五大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继承邓小平遗志,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明确回答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发展的一系列重 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我国的跨世纪发展提供根本保证。以这次大会为标志,党进入了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跨世纪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全党按照十五大确定的发展部署,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 面对来自经济、政治和自然界等方面的严峻挑战,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200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党的十六大是我们党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 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江泽民同志代表十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 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 这一主题鲜明地指出了我们党在新世纪要举的旗,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我们要走的路,就是 由邓小平开辟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并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在21世纪的前5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进而实现现代化 的目标,同时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十 六大通过的新党章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 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胡锦涛同志当选为党的总书记,顺利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2003年10月11日至14日,十六届三中全 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2004年9月16日至 19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 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科学总结了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 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是指导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件。